我们与父母为何无语相对

爱温柔 3月17日 5:17  浏览(114451)

在电影《一一》里,
洋洋的婆婆昏迷在床,医生建议多与老人说说话,于是NJ一家四口和NJ的妻弟轮流上阵,却都发现自己与老人竟然没什么话讲,三言两语就完了。这让老人的女儿(也是NJ的太太)非常崩溃:“怎么只有这么少?我觉得我好像白活了。我每天像个傻子一样。我每天在干什么啊?”怎么只有这么少?也许NJ是对的。他向老人坦陈:“我们除了自己心里一大堆问题外,又能告诉你什么呢?”而心里的一大堆问题又怎好向老人说呢?向老人说了又能怎样呢?问题还是那个问题。什么“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,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”,毕竟是歌里(《常回家看看》)唱的,满含倡导意味(现实显然不是这样),即便真的说说谈谈,多半也是浅尝辄止,难言推心置腹。就我自己来说,与父母往往默然相对,一度真的是因为觉得说了他们也不懂(并无嫌恶的意思),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说呢?这种世代间的隔膜其实不难理解。毕竟所处环境不同?城乡、地域、职业,更重要的则是观念不同。略嫌夸张一点儿说,两代人不啻来自两个星球,不易找到交集。为了沟通而作漫长的铺垫,大概谁又都没有那份心劲儿。于是只好沉默。沉默还可能充实一些,说出来却不免感到空虚。此等情境,费孝通先生有过分析:“做父亲的代表着旧有的社会标准,而且握着社会交给他的权力,要把他的儿子造成合乎旧有标准的人物。为儿子的若接受了一套新的理想,新的理想又和旧有标准格格不入时,则他就处于两难的地位了。他既不能抛脱他的父母,因为父母是他生活的授予者和保障者,而且又有童年期亲密的感情把他们互相锁住;他又不能抹煞了自己的希望,跟着前辈走上一条他认为是死路上去。世代的兴替,社会的变迁,不知在多少人的心头玩弄过这套绞人心肠的把戏。”(引自费著《生育制度》)如果父子一说话就因误解而生争执,还真不如不说。图2/2(电影《榴莲飘飘》剧照)与父母不交流或浅交流,也可能是不愿说出自己的不堪经历。电影《榴莲飘飘》中有一个细节:曾在香港做妓女挣快钱的阿燕回到东北老家后,当在父母面前接到昔日“姐妹”的电话时,脸上立刻流露出不安,匆匆应付几句就挂断了。家里人只知道阿燕挣到了钱,却不知道她是怎样挣到的钱,而做妓女这段经历无疑是阿燕的绝对隐私。很难想象,阿燕会在家里人面前坦然说出自己在南方的境遇。她之所以一直拖延带表妹南下打工,也是不愿意让表妹知悉谋生多艰的真相。阿燕可以轻松地同嫖客调笑甚至讨价还价,因为他们是不相干的陌生人,出卖肉体也不是什么难为情的事情,但在家里人这个“同类的范围”内,出卖肉体绝对是难以启齿的奇耻大辱。这个例子可能有些极端,但道理是不会错的。现在想来,我们之所以感觉与父母没有话说,其实是自我本位的,即把父母设定为倾诉对象,却又认为他们不是合适的倾诉对象。为什么我们不“换位思考”一下,把自己当做父母的倾诉对象呢?我们没有话同他们说,不等于他们没有话同我们说。他们的希望、他们的恐惧、他们的痛楚、他们的欢乐……往往需要有人倾听,如果倾听者是自己的儿女,对他们来说意义可能更不一般。当他们倾诉的时候,不要去打断,不要去诘问,即便不能同意,态度也不要那么生硬。每念及此,我就有一种负疚感和紧迫感。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,她还能够听,而我们却几乎不同她说话,就那样硬生生地沉默着,一任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。事后反省,母亲那时该有多寂寞!虽然儿女就在面前,但一个个都成了哑巴。她要听的也许并非儿女对她的安慰之词,而只是今天的天气怎样,家里的老母鸡有没有下蛋……让她感到生活在继续,生命在继续,而不是正一步步走向终点。可是,我们几乎没有同她说话!母亲去世了,我们不能再这样对待父亲了。要多同父亲说话,特别是多听他说话。父亲是个有故事的人,虽非惊天地泣鬼神,但其一生经历也算丰富。即便我们不帮他写自传,也该多同他聊聊过去,让他的故事流传下来,流传下去。至于他还有什么未遂的心愿,那就更是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应该了然并尽快去实现的了。我们怎么会与父母没有话说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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